1855年，塔库尔领导印度东部的桑塔尔部落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反抗运动，目标是推翻英国殖民者的统治。这场起义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部分历史学者却拒绝承认塔库尔在这场反抗中的角色。这个拒绝，背后潜藏着长期的历史偏见，偏见使得他们难以接受像塔库尔这样的超自然人物，甚至不愿意赋予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用。
在《欧洲省化》一书中，作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指出，历史学者应当将这些信仰现象“人类化”，即将它们视为人类文化的产物，而非超越现实的神秘事件。通过现代学术界更为包容的视角，查克拉巴蒂认为，我们往往将超自然现象视为“无法信仰”，并将对这些现象的明确或隐晦否定视为“教条式世俗主义”的表现。作者认为，真正客观的历史研究者，不应预先排除涉及“非信仰”存在或活动的证据，而应对所有历史资料持有审慎而全面的怀疑态度。
1855年中期，印度东部的桑塔尔部落因反抗英国殖民官员对他们的不合理征税和对他们司法压迫，爆发了这场起义。塔库尔与其他邦加族人积极参与了这次反抗，他们成为了桑塔尔领袖西多和坎胡传达起义命令的重要中介。在桑塔尔人群体的支持下，成群的乡村居民加入了塔库尔领导的反抗行列，这场起义持续了一整年，最后被英国殖民政府成功镇压。西多与坎胡被判死刑，而塔库尔则巧妙地避免了被捕。
展开剩余84%当时，关于塔库尔和桑塔尔兄弟的历史材料并没有太多可疑之处，反而一些外部观察者对桑塔尔兄弟的诚信感到惊讶。但奇怪的是，查克拉巴蒂在《欧洲省化》中却对塔库尔的参与持保留态度，几乎否定了所有一手资料的可靠性。更为让人困惑的是，查克拉巴蒂坚称，即使在当代最为激进的历史学界圈子中，塔库尔的参与依然未能被广泛接受。尤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学者致力于挖掘本土历史和声音，为什么查克拉巴蒂选择忽视并质疑这些本土文献中的叙述，进而否定塔库尔的领导作用？
这一令人震惊的立场并非查克拉巴蒂个人的观点，而是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盲点。相关文献的研究显示，历史学者们在解释起义原因时，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将原因归咎于地主阶级（zamindar）对桑塔尔部落资源的掠夺，有的则将矛头指向高利贷者（巴尼亚）对桑塔尔人的经济剥削，还有一些学者则关注到殖民铁路官员对桑塔尔妇女的性侵犯问题。然而，绝大多数学者忽视了有关塔库尔参与的较有力证据。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即使塔库尔自己以明确的言辞和亲自签署的供词提供证据，历史学家们依旧选择忽视它。那么，塔库尔到底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呢？在阅读《欧洲省化》之前，我们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而查克拉巴蒂的论断恰恰激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如今的大部分历史学家，甚至是所谓的“激进学者”，依然拒绝承认塔库尔及其类似人物在历史中的代理作用，甚至对于塔库尔的存在都极其排斥。查克拉巴蒂解释道，塔库尔被看作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现代历史学家“愿意在信仰体系或仪式实践中承认超自然存在的位置，但却绝不会赋予其在历史事件中的实际代理权，因为这违背了历史叙事中证据的基本规则，而这些规则本身便是历史话语的核心。”
他得出的结论明确指出：“历史学家应当避免让个人立场主宰历史叙事，因为他们必须在讲述历史时排除任何超自然现象的介入。”塔库尔与类似的存在，约在1700年左右，便逐渐成为现代西欧理性主义观点下的边缘人物，学术界对这些人物的排斥态度日渐明显。
在这一之前，古代人普遍对各种神秘存在保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争议的焦点通常在于如何分类或如何与这些生物互动，而非单纯否定它们的存在。尽管早期有一些怀疑论者，如博卡拉萨特主义者，质疑知识的可能性，但他们对塔库尔与邦加并没有显著的敌意。17世纪的作家尼拉卡·迪克希塔便讽刺那些过于教条的世俗主义者，形容他们像水坑中的“解放青蛙”。
怀疑论作为一种古老而理性的思维方式，始终遵循着理性探求的原则。然而，约在1700年，部分欧洲知识分子重新接受了博卡拉萨主义的怀疑论，他们对那些既不理性也不聪明的“真怀疑论者”表示蔑视。怀疑主义这一概念也经历了变化，从最初的质疑所有知识的可能性，到后来直接断定某些知识是错误的。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潮彻底改造了传统怀疑主义，并将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大学体系中。
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内，欧洲的学术精英们将古老的怀疑主义归入了“民间传说”的范畴，对其既陌生又好奇。大约在1750年，僵化的伪怀疑主义仍主导学术界，尽管它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观点。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世界变得“幻灭”，神灵的存在被视为不存在，至少在大学视角中是如此。
当代学者往往拒绝相信塔库尔和类似的超自然存在，认为它们既不真实也不具备历史代理权。这种态度可以称之为新式的博卡拉萨主义，或学术领域中的“民间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土信仰体系本身也应该被视作无根基的教条主义。
作者在此质疑：我们究竟对这些超自然存在了解多少？这些存在远超出简单的生物分类，历史学家们也很少能够真正接触到它们。通常，我们将它们归为“不信”的范畴，其中包括神祇、恶魔、天使、妖精、鬼魂、邦加、拉姆怀、赞恩、杜恩德、莫格瓦伊、阿齐扎、阿卢克索布等多种名称。
这些存在遍布全球，然而历史学界对它们的态度却出奇一致且怪异。塔库尔利用基督教经文来指引起义的文件至今未能破解，不论是当时的殖民官员，还是现代的学者，都未能完全解读这些文献。为什么塔库尔会选择借用基督教经文，并传达给不识字的桑塔尔农民？
这一矛盾挑战了学者们对历史多种可能性的探索。即使我们无法确定所有细节，但若能考虑宗教间的隔阂，或者将这些文件视为物质文本，而非仅仅是语言的表达，或许我们能更接近真相。欧洲历史中，也有许多关于密码、信鸽及非标准通讯方式的例子。
然而，从发现矛盾到直接否定历史中的代理存在，是一种极端的应对方式。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只能记录下塔库尔与邦加族确实指挥了桑塔尔部落的反抗，但许多学者仍然拒绝这么做，甚至认为塔库尔的参与只是为了“证明”兄弟们叛乱的“合法性”。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支持对史料进行怀疑，但这种怀疑在塔库尔身上尤为突出。1965年，史蒂文·富克斯称桑塔尔兄弟“声称”曾与塔库尔接触；二十年后，爱德华·杜伊克依然使用了“声称”这一词。塔库尔本人甚至引用了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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